为苦难而生的母亲

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-05-10 14:56:27

清明节,在母亲的坟前烧过纸钱,从山上回到城里,竟不由自主地走到了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小巷里,在伸手去敲那扇铁皮大门的瞬间,仿佛听到了门里窸窸窣窣的开锁声,还有那夹杂在轻咳声中的 苍老的我的乳名……  "妈" 这一声回响在心底却发不出声的呼喊,惊醒了我!望着紧闭的锈迹斑驳的铁皮大门,我蓦然意识到,母亲唤儿乳名的声音永远不会再在门里响起!母亲离开这个小院、离开我、离开她的孩子们已经整整十年了。


母亲生前所居小院大门


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始于"襟有"(陕北把孩子送人的土话)弟弟这件事。记得那一天,家里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,身材高大,宽眉大眼,笑容慈祥。从进门开始,这个人眼神就没有离开弟弟,对弟弟说:"只要你到我家,天天有好衣服穿,好东西吃。"


三岁的弟弟趴在母亲的怀里,吓得大气不敢喘,更不敢正眼瞧一下这个要给他当爸爸的人。母亲紧紧搂着弟弟,面露悲戚,眼睛无神而茫然。听说要把弟弟"襟有"给别人,闻讯赶回家的二姐又哭又闹,还破口大骂。二姐一哭闹,我也跟着哭,心里万分不解,如此聪明可爱的弟弟,母亲咋就舍得给了别人?三个孩子一哭,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。"干部模样"的人看这一家母子哭成一窝,仿佛生离死别,眼睛红红的赶紧走了。


把弟弟"襟有"给别人,似乎是一个常说的话题,我听邻居、外爷、舅舅都给母亲说过这样的话:把孩儿给个好人家,孩儿逃个活命,大人也少受罪,母亲始终没有松口。母亲三十六岁离婚,弟弟在母亲三十六岁这一年出生,弟弟与母亲的不幸一同降临。也许,母亲舍不去自己生命的牵挂是这个离不开母亲的儿子,活下去的勇气还是这个离开母亲无法活的儿子。


"干部模样"的人走了,母亲边抹眼泪边对二姐说:"高叔叔是干部,又没孩儿,让福林(弟弟的小名)到人家逃个活命吧!"二姐听妈妈这样说,放声大哭,边哭边说:"讨吃一起讨,饿死一起死,谁也不多余,就多余福林?"二姐的话戳到母亲的痛处,母亲忽然停住哭声,歇斯底里地吼道:"罢!罢!罢!要死一起死!要死我先死!"


从此,无论任何人任何家庭,再提"襟有",母亲都坚决拒绝,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当我有了孩子,我明白了母亲的心,也知道了母亲的苦和痛。母子连心,送人是心头剜肉,不是万不得已母亲怎能出此下策。二姐和我只是手足难舍,年幼无知,不懂母亲把孩子送人其实是在亲情与活命的两难选择中,选择了后者。令母亲没想到的是,生生扯断亲情,比死都难!


六十年代末,我们家就好像一条在风雨中逆水而行的破船,船上挤着瑟瑟发抖的五个孩子,不会驾船的母亲用瘦弱的肩膀拉着纤绳牵着这条破船,为了船上的人能够活命,母亲在风雨中拼尽全力,以命相搏。仔细算来,那时母亲还不到四十岁,但腰背佝偻,身材瘦小,面容沧桑,唯有眼睛不大但有神、秀气、灵气。


年轻时的母亲


一九六五年,父亲与母亲离婚。当时,十七岁的大姐刚刚出嫁成家,目不识丁瘦弱多病的母亲拉扯着五个孩子,大哥不满十四岁,弟弟不满周岁,中间还有二哥、二姐和我。父母离婚时判定母亲和五个孩子的生活费每月30元。可是,一九六五年冬天离婚,一九六六年秋天"当权派"父亲被打倒,不要说给家里生活费,自己连工资也没有人发了。一家六口六张嘴,首先吃饭就成了大问题。生产队分粮是"人七劳三",就是按人头分七成,按工分分三成。我们家一窝妇孺,尽管二哥十二岁就参加劳动,但工分挣得少,没有劳力,三成分不到一成。


我的记忆,母亲一年有两个关不好过,秋天分完粮食要给人家打粮钱,每年大约五六十元,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,必须在旧历年底要给清。另一个大关是每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,家里的粮就吃完了,母亲称之为"刮瓮成干",因为家里的粮食盛在瓷瓮里。我在没上学之前就知道了"青黄不接"这句成语是什么意思,黄的粮食吃完了,地里青的能吃的还没有长出来。为了尽最大限度缩短青黄不接的时间,母亲将仅有的粮食极尽节俭,稀饭清可鉴人,窝头面两斗糠一斗玉米磨成。稀饭喝了只是不抗饿,还没有什么后遗症,窝头不仅扎喉咙不好下咽,更严重的是吃进去三天才拉一次,每次干肠拉不出来要用筷子扣。我自己一个人不敢拉,看见大哥、二哥拉赶紧和他们凑在一起,拉不出来也有人帮忙。弟兄几个拉出的粪便干硬干硬,每次都带着血丝。倭瓜、土豆、酸菜顶多一半主食,树皮、草籽只要是能充饥的东西,母亲都会设法炮制成食物。就这样,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借粮。按远近亲疏挨着往过借,母亲手里拿一个白洋布做的口袋,也就能装十多斤,进了人家门,不用开口,人家就知道了来意。那年月普遍穷,不会有宽余的粮食,但是救命要紧,没多有少,量力接济,最少的有给借过一碗小米,别小看一碗米,可以和非主粮陪伴坚持三四天,没有主粮,光吃其他植物,很快就会浮肿。有一年春天,我和二姐去胡家舅舅家借粮,头天晚上去,到第二天早上,二姐让我开口,我让二姐说。因为胡家舅舅不是亲舅舅,两个人谁都不敢开口,在院子里忸怩。其实,头一天晚上,舅舅就知道我们家一定是断顿了,和妗子已经商量好接济多少。


舅舅对我俩说:"是不是断顿了?"


我和二姐争着点头。


舅舅叹了一口气说:"先救急吧,都不宽余。"


我和二姐欢天喜地的背着舅舅给的十多斤粮食返回,至少半个月内是饿不死了。再过半个月,地里就长出苜蓿,树上就结出榆钱,槐花、柠条花就会漫山遍野,到那时,我和二姐就有了用武之地。为了不被饿死,母亲把陕北山上长的有可能变为食物的植物,几乎都试着吃过了。怕有的植物有毒,她先吃,吃过一天以后没有什么危险后果,全家人再吃。小时候不能得病,无论什么病,一病至少在炕上昏昏沉沉睡半个月。那时虽然小,但只要听到谁家的母亲直声哭喊,就知道这家的孩子病死了。饥饿的人营养差免疫力低,加上缺医少药,感冒、拉痢都会死人,得病不死全凭命拽。我的母亲领着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,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,前行的力量就是身后紧跟的死神。


吃是大问题,穿也是大问题。全家人的衣服鞋袜全是手工缝制,冬换棉夏换单,光是衣服鞋袜一家六口人一个人常年做都忙不过来。母亲一年四季除了下地干农活做饭洗锅,手里总有针线活,不是织毛袜就是纳鞋底。冬天的晚上,煤油灯下,一夜一夜的熬。积劳成疾,母亲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,咳嗽一声接着一声,煤油灯下熬夜做鞋缝衣却不能停息,常常是鸡叫了,才和衣而卧。睡梦中会被母亲的咳嗽声惊醒,睡过去,再醒来,母亲还在边咳边做。有时,是一边唏嘘哭泣,一边做针线活,先抬起衣袖擦眼泪,再把针扎进鞋底。她没有停下来痛哭的时间,也没有停下来生病的时间。村里的婶子、大娘也知道母亲的艰难,尽可能地帮她做针线活。懂得母亲缝衣做鞋的不易,我们弟兄几个从春天地不凉开始,一直到秋天天凉之前都打赤脚,不穿鞋。哥哥、姐姐长个了,衣服短了不能穿,拆改拆改我和弟弟穿。棉衣挖去棉花就是冬春换季的夹袄,夏天大多数时间只穿半裤半褂。


高念文村全貌

母亲生活了三十年的家


住的家是爷爷土改时分的一孔土窑洞,传说是我们村立祖高念文挖的。我考证我们村至少在明朝成化年(1464-1487)有了人生存的记载,由此说来,我们家的土窑洞有至少五百年的历史。这个有五百岁的老窑,深不过五米,宽不过三米,高不过二米五,使用面积也就是十五平米。一半是炕,一半是地,地上四分之一的地方是锅台。不到六平米的炕上大小睡六口人,大姐回来或者亲戚来了,我和二哥就要到别人家或是奶奶家借宿。这一孔老旧的土窑洞庇佑了寡母幼子一家六口人,也容纳见证了母亲所有的苦难。

物质上的压力是有形的,对离婚鄙视的固有观念,对"当权派"被打倒的幸灾乐祸,茶余饭后的风言风语,都是弥漫在这个破碎的、风雨飘摇的家庭令人窒息的无形的精神压力。别的不说,秋天每次分粮食,打谷场上总会听到人家骂骂咧咧。母亲总担心生产队的会计会有意给我们家少算,每次分粮,母亲总是先把自家能分多少心算出来,现在想想真是一个奇迹。那时生产队分粮,先是用木斗盘出总量,再按人七劳三计算。比如要分的粮食正好是一百斗,按人分的七十斗除以生产队的总人数,再乘以家庭人口,是按人分的数。按劳动工分分的三十斗既要知道当时劳力的总工分数,又要算出每一分分多少,再乘每家的工分,才能算出按工分的数,人口数加工分数才是某一家人的总数。整个运算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全都得用上,会计用算盘噼里啪啦打几个小时才能算出来。母亲只要知道了总数,一会儿就知道我们家能分多少。有几次,会计算的和母亲不一致,母亲让重算,果然是会计错了,为此会计和我们家结了仇。


孩子多自然会惹事多,尤其是我,是村里有名的调皮鬼孩子王,下河捉蝌蚪,上山追兔子,吵嘴打架,无所不极。母亲是一个爱面子的人,特别怕别人骂"有人养,没人教"这句话,对我们兄弟姊妹管教十分严。


一个夏日的晌午,趁大人们午休,我在生产队饲养院的窑脑畔掏麻雀窝,小伙伴扯着我的双腿,我的半个身子在上,半个身子探下去,用一根圪针条掏。麻雀窝里鸟蛋或者是幼仔,蛇都喜欢吃,有时鸟窝里会有蛇,不能伸进手掏。陕北窑洞为了防水,在离顶一尺的地方都安装石板房檐,也是一尺多宽。房檐都是沙石板做的,年长日久,分化严重,极其脆弱,搞不好会连人带石板檐一起掉下去。我把圪针条伸进麻雀窝,里边的麻雀幼仔吱吱乱叫,头顶上老麻雀飞来飞去,拼命嘶叫,恨不得扑在我的头上撕啄。圪针条前端有刺,麻雀窝是老麻雀衔乱麻、布条、鸡毛垫成,伸进去一转就拉了出来,正准备伸手抓窝里的四只雀儿,忽然看见母亲站在院子里怒目圆睁,手里提着一根柳条。手一哆嗦,雀窝掉在了院子里,四只还未长出羽毛的幼雀,一边吱吱乱叫一边挣扎,老麻雀围着幼崽,拃着翅膀尖叫。"小林,下来!"母亲叫我小名的腔调都变了,声音不高,却怒气十足。我在窑顶,母亲在院子里,逃走很容易,但我没有这样做,村子里有好多人看着,我不能让母亲没有面子。尽管磨磨蹭蹭,我还是下到院子,还未站稳,屁股上就是一顿乱抽。我还没哭,母亲先哭了,她拉我走到掉下来的麻雀窝边,那几只小雀儿奄奄一息,母麻雀围着自己快要死去的孩子一边转圈一边嘶叫,并不怕人。母亲指着地上嘶叫的母麻雀说:"妈妈就是这只母麻雀!"话未说完,泣不成声。尽管懵懂,我还是恍然明白了母亲的心,想起我们这个家,想起母亲为儿女所做的一切,心如圪针条在掏。从此,我再没有做过一次戕害小生灵的事。



,父亲回到村里避难,领着他年轻的妻子。有一天凌晨,我被叭叭的枪声惊醒,村子里人声吵杂,脚步纷乱。


几个挎枪的人走进我家院子,其中一个问正在喂猪的母亲:"你是高XX离婚的老婆?"


母亲很镇定地回答:"是了。"


"我们调查了,高XX回到你们村里了,你见没见?"


"离婚了,人家回没回,我不知道。"


其实,父亲就在院子东边的奶奶的窑洞里,只要母亲使一个眼色,来人去东边的窑洞就能逮个正着。那些年,老家花石崖墙壁上、电线杆上到处写着"活捉高郄钞"的标语,高、郄、钞是保皇派组织"农代会"的头头,高就是我父亲。这次来的是神木县最大的组织"红工机","农代会"的死对头。乡亲们说我父亲要是被"红工机"抓回去,必死无疑。因为母亲的掩护免于一劫的父亲,从此格外小心,每天换一家,有时就到二十里外马家湾姑姑家躲几天。解放前干地下党的经验,。父亲在村子里断断续续隐蔽了一个多月,这是我们父子一场,最长的相处。这个被世人唾骂的人,我的母亲从来不骂,无论是人前还是人后。


六十年代末,,学校复课闹革命,学生们开始上学,二姐也要去上学。二姐虽然只有十三四岁,已经成了母亲的硬帮手,砍柴割草挖野菜,做饭洗锅看弟弟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里里外外一把手。之前在村里二姐断断续续念到四年级,这次复课读五年级,就要到离村十里外的任念功村。这样,干活为主捎带读书就翻过来了,成了读书为主,早出晚归。念了有三个多月,家里乱了套,母亲决定让二姐辍学。偏偏二姐酷爱读书,在村里边干活边读书是班里学习最好的,去任念功一个班有四五十人,依然是班里的拔尖生。二姐头脑聪明,记忆好,手脚利索,还天生一副好嗓子。不让她读书,简直是晴天霹雳,根本无法接受,每天早上起来拿两个冷窝头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。为念不念书,母女俩成了仇人,一个骂,一个哭。母亲原本是极其支持我们念书的,一来她当过干部的家属,在县城生活过十多年,比农民有见识。二来自己因为没文化吃了大亏,所以骨子里认为读书才能有出息,才能改变命运。村里的每一位小学老师,无论男女,母亲都和人家是好朋友,夏天到了,隔三差五的给老师送个瓜呀菜呀,偶尔吃顿好的,还打发我端一碗给老师送去。在母亲的直觉中,自己的孩子要学习好,得靠老师。无奈,她拉扯的这个六口之家,生存第一,她得统筹安排,就像指挥一场生死战役,谁打冲锋,谁断后,牺牲谁,保住谁,指挥员必须做痛苦的抉择。不是供不起二哥、二姐念书,那时候念书不花钱。关键是他们念书了,家里的活没人干了。二哥十二岁就跟生产队干活挣工分,二姐既要看弟弟,做饭洗锅,家里喂的猪和羊也得靠她。母女俩僵持了半年,二姐拗不过母亲,只好辍学。二姐不念书,同学老师都十分惋惜,校长马宝宁专程来我家说服母亲。母亲一边哭一边诉,马校长陪着掉眼泪,听完长叹一声走了。


后来,二姐说马校长给她出主意:"去找你爸爸,他当官,总有办法"。


村里人也给二姐说:"你大当官,你去找他,让他供你念书"。为了念书,十四岁的二姐毅然决定离家,只身一人去县城。


二姐脾气暴,性格烈,母亲知道挡不住,只是哭着对二姐说:"你可想好了,娘后老子后。"


走的那天,母亲站在硷畔上望着二女儿离去的背影,默默地哭泣,腰背佝偻的母亲似乎一下子又矮了许多。二姐的身影在村头拐角的地方消失了,母亲瘫坐在硷畔上失声抽泣,空旷的硷畔上母亲瘦小的身影孤零零的,清晨的冷风吹着她稀疏零乱的头发。


七十年代初,神木县大办工业,大哥以回乡知青的身份被招进玻璃厂当了工人。大哥的婚事在母亲的心中成了头等大事,我们村子里老小光棍有二三十号,家里有光棍是最不光彩的事,可以说,那年月除了成分,就是用家里有无光棍区别好坏人家。母亲内心有一个强烈的信念,虽然我寡母领着一群幼子,是一个千难万难破碎的家庭,但儿成婚女出嫁,该干什么干什么,绝不能让人瞧不起。自从大哥二十岁出头,母亲就放出风要给大儿娶婆姨,四处托人,到处查访。大哥当了工人,身价倍增,主动上门给说合的隔三差五。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,我还在学校的院子里玩,听大一点的同学叫喊:"快看,援朝看婆姨回来了!"


打扮的齐整光鲜的大哥略显羞涩地跟在三爷爷的身后,三爷爷更是喜上眉梢,不等人家问就一连声说:"成了成了,高兴庄XXX家女子!"


听到好消息,母亲喜得合不拢嘴,赶紧给媒人三爷爷做白面吃。


"彩礼多少?"母亲终于憋不住问最关键的问题。


"360块,三身衣裳。"三爷爷答。


"不贵,不贵"母亲高声说。


"老子死的早,哥哥做主,看利重,说不倒。"三爷爷似乎有点歉意。


"只要人好,我们援朝看上,其他的都在后。"


话是这样说,钱从何来?说定这件婚事,母亲不要说三百六十块,恐怕连三块六都没有。大哥是当了工人,可还在学徒期,一个月十八块,连自己的吃穿都不够。从此,大哥未婚妻的哥哥续生每月来家一次要彩礼,每次凑十块钱都要东挪西借。只要瞭见那个名叫续生的人从前村的圪洞里下来,一家人就开始犯愁。有一次,续生看中我家炕上铺的地毯,提出用地毯顶账。地毯是父母没有离婚前在县城居住时置办的。神木地毯是传统手工制作的精品,纯羊毛,做工精细,式样考究,色彩艳丽。我家的地毯图案是一只五彩缤纷的凤凰,因为炕上铺这块地毯,破烂的土窑洞有了一抹贵气,陌生人走进这个一贫如洗的家,看见这块地毯,会顿时觉得这家人与众不同。我曾经不止一次领小朋友到我家,兴奋而小心翼翼地拉开苫布向他们炫耀地毯。对于母亲,地毯更是记录了她曾经有过的荣耀,也是他当官的前夫留下的唯一纪念物。平时,地毯铺在前炕,母亲既不允许我们在上边玩,更不允许我们在上边睡。只有大姐回来,或者外爷来了,才有资格睡在地毯上。就是这样一件家里唯一贵重的仿佛家庭成员一样的"摆设",某一天不见了,我和二哥、二姐都知道地毯去了哪里,但都不说,各自在心里痛,母亲是最痛的那个人。


地毯三百块买的,只抵顶了一百二十块,剩下的用什么抵顶?外婆知道自己的女儿过不了这个坎,要拿出自己的"体己钱"给母亲救急,但母亲坚决拒绝。


母亲生于1929年,三岁那年,家里先是被土匪抢劫,后遭水灾,原本富裕的家庭匪连祸接,顷刻溃败。遭水灾时,外婆为了抢救财物,冷水里泡了几个小时,落下妇科病,不能再生育,为了延续李家的香火,外婆外爷协商离婚。母亲被外婆领着再嫁到了胡家。胡家也是当时村里的富户,常年雇着长工,农忙时还加雇短工。母亲十四岁时,嫁给了在胡家外爷打短工的父亲,因为外婆看父亲能吃苦、身体好、有头脑。爷爷带着父亲给胡家外爷打短工,财主家主动要把女儿嫁给穷人,真是天上掉馅饼。母亲结婚时,外婆不仅没有要彩礼,还另借给爷爷一石谷米办亲事,时间是一九四三年。世事变化远远超出当事人的想象,结婚借的一石米未还,结婚的人离婚了,借米的爷爷在儿子离婚的第二年连气带病也去世了。母亲突遭婚变,胡家外爷可一直记着这笔账,,父亲回花石崖老家拉起"农代会",胡家外爷去要账,父亲连自己喝一碗米汤都有上顿没下顿,拿什么还他一石米。七十年代末,父亲当了米脂县委书记,胡家外爷寻到米脂县委,提出坐一下"县太爷"的小卧车顶账。父亲只好派小车拉着胡家外爷围着米脂县城转了十几圈,直到把胡家外爷转晕才罢。胡家外爷心满意足的回到胡家塔,逢人便夸小卧车的好。所谓小卧车,就是帆布篷北京小吉普212,现在已经淘汰了。


母亲一定是想自己结婚借的一石谷米还未还,自己的儿子结婚又向娘家借,况且外婆也是年老多病,也该留点体己钱救急。然而,剩下的一百多块钱实在是没有来处,原定的婚期一天天临近,给不了彩礼娶不回媳妇,亲戚朋友到了媳妇不到那可出了大丑。母亲只好派二姐背了一个破书包,悄悄背回一百块大洋。,银元不仅不能流通,发现了一律没收。所以,顶彩礼账一块银元只顶了一元人民币。


七凑八凑,地上加地下,总算还清了彩礼。第二年初夏,母亲为大哥举办了婚礼,尽管婚礼简朴寒碜,但该有的程序礼仪应有尽有。母亲像指挥一场战役的将军,神情严肃,言语短促,大事小事都来请示她,由她说了算。那一天,我忽然觉得母亲好厉害、好高大!这场付出母亲极大代价的婚姻,只维持了三年就失败了。儿子想为苦难中的母亲找一个帮手,母亲要为破碎的家庭竖起一杆精神的旗帜,母子都偏离了婚姻的轨道,互爱变成互害。


对母亲打击最大的,莫过于外婆的离世。我的印象,外婆一直肚子不好,可是从没有听母亲说起外婆有致命的疾病。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一天,母亲还在地里劳动,忽然,胡家塔来了一个叫胡润怀的人来叫母亲,说外婆病重。紧赶慢赶,见到外婆,已经咽气了。听舅舅说,当天早上外婆就不好了,还是外婆让快去叫我母亲。一直临近中午,外婆一遍遍睁开眼睛向女儿来的方向望,终于没有等到这个最最放心不下的女儿,一步三回头,走向另一个世界。


胡家塔村由胡、李、张三姓组成,三姓即三个家族。历史渊源,加上现实利益,三姓家族既有内部矛盾,又有外部冲突。外婆在三姓中都享有极高的威信,说大事,了小事,既调解村里大的矛盾,也解决家庭内部小的纠纷。听胡家塔的人说,外婆虽说是女流之辈,但"牙钩"有力,话说在点上,人不得不服。对于我的母亲,外婆就是她的精神支柱,就是她活下去的力量。现在外婆走了,母亲的天塌了,地陷了!只要跪在外婆的灵前,一声哭出去,母亲就昏倒在地,如是十多次。母亲的悔恨除了和天下的女儿一样,还有她独有的悔恨,外婆知道母亲这个家的千难万难,有病也不告诉母亲,把体己钱给了母亲,有病也不去医院。母亲认为外婆是因为她,又急又气又担心才得病早早的去世了。胡、李两家的舅舅们坚决不让母亲再哭,派了人日夜照顾,生怕母亲也出了意外。


我小时候到山上砍柴挖菜,经常会听到某一个山坳里有女人在哭诉,当我学了"如泣如诉"这个词,耳畔就想起老家山野上飘荡的那一声声哭诉。这些哭诉的女人有的是因为父母亡故,有的是因为孩子早夭,有的是因为挨了丈夫的打、公婆的虐待,有的是因为忍受不了生活的艰难苦累,总之是一肚子的委屈无处诉说,就找一个没人的山坳,放声痛哭一场,把痛苦委屈说给山,说给草,说给风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一声声的哭诉中,有一声一定是我母亲的。


母亲和她的儿女们:前排左起大姐、母亲、二姐;后排左起:大哥、二哥、我、弟弟


人常说:苦尽甘来。母亲六个孩子,五入公门,二哥虽在农村,也是村里日子过得最好的。母亲八十年代初从农村搬到了县城,从此,再也不用为温饱发愁。可是,随着儿女一个个成家立业,母亲却成了孤独一人,一个个的长夜,只有一声声的咳嗽相伴。家家都有难念的经,儿女们每一家但有难念的经,就去给母亲念,尤其是媳妇们一有委屈就找母亲。她们哪里知道,母亲满腹都是委屈,去向谁诉?母亲坚持不让雇保姆,儿女前脚雇,她后脚辞,如是再三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,实在不能自理,才和二姐住在一起。病痛再厉害,从不告诉儿女,每次住院几乎都是半强制。母亲晚年最大的荣耀就是向人夸赞她的儿女、孙子、外孙如何了得。从母亲身上,我体会到儿女对父母最大的孝顺是:做一个她眼中有出息的人。在我求学的历程,曾经遇到过许多优秀的老师,他们对我的成长产生过重要的影响,但仔细想来母亲才是影响我最最深刻的老师。


母亲七十岁生日摄


母亲身高不到一米五,体重不足八十斤,瘦弱多病。可是,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是一座山,一座生命的靠山。与命运顽强抗争,我不是在书本里学的,是在与母亲相依为命中体验的。一个没文化没职业的女人被抛弃算得上不幸,而一个没文化没职业的女人连同她的六个孩子一起被抛弃,不知道有没有比这更悲惨的命运。。除了大姐刚刚出嫁,剩下的五个孩子,长不足弱冠,幼尚在襁褓。不是母亲拼死维持,五个孩子的人生结局真是难以想象。我已年届知天命,回顾自己的人生,对比母亲的一生,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: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瘦弱多病、目不识丁、孤立无援的农村女人创造了倾巢之下有完卵的奇迹?


只要一息尚存,面临绝境不绝望。三十六岁遭离异,被抛弃,应该绝望;五个孩子嗷嗷待哺,缺吃少穿应该绝望;无米下锅,断炊再三,应该绝望;缺医少药,孩子在炕头奄奄一息,应该绝望;明知孩子读书有前途,被迫辍学,母女反目,应该绝望;亲人突然离世,应该绝望……只要母亲绝望,五个孩子就没有一点希望。


胸膛里跳动着一颗永远真诚善良的心。母亲一生最需要别人的帮助,但她总在帮助别人。村子里经常有小孩子生病,母亲有养育六个孩子的经验,脑子里记着无数的小偏方,谁家孩子有病,只要人家求到门上,不管忙闲,不管迟早,母亲有求必应,治不了病,也陪着人家心焦。别人家修窑打地基或者是此类需要人手的大事,不用人家来求,主动打发我们兄弟去帮忙。


有一天半夜,忽然听说村里的人得了急病,要立马抬到公社医院去,病人家并没有叫我们家帮忙,但母亲催二哥赶快穿衣服,去抬病人。半夜走了,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回来,人得救了,但主家只顾救人,抬人的连一口水都没喝。二哥当时也就十七八岁,颇有怨言。


母亲开导二哥:"好人的名声和钱一样是慢慢攒的,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就成了好人。再说,谁都有马高镫低,保不住你哪天也有急事会求到别人。"


我和弟弟大学毕业,有了工作,特别是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,母亲爱帮人的秉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,小到找大夫看病找学校读书,大到安排工作提拔领导,捎带还有打官司,母亲有求必应,大包大揽。为了孝顺母亲,她答应的事我和弟弟不管能否做到首先应承,能够做到的尽力去办,更助长了母亲的"气焰"。"我三儿是内蒙的蒙长(有一段时间我曾当内蒙古自治区一个旗的副旗长,母亲搞不懂)内蒙有什么事勤说。"这句话成了亲戚朋友中流传的笑话。


一九九八年全家福,母亲七十岁


母亲一生贫困,饱受物质贫乏之累,自己极为节俭,甚至说吝啬亦不为过,对别人却慷慨大度,只要有好东西好吃的,一定要和邻里分享。我小时候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给左邻右舍送饭。尤其是我们兄妹工作以后,给母亲孝敬的糕点、香烟、茶酒、土特产等稀罕东西,有一半母亲会送给别人。一边送一边炫耀,这个是我女儿给的,那个是我儿子给的,要么是孙子外孙孝敬的。母亲去世后,清理她的遗物,居然有二万五千二百二十元的现金(生前特意安顿要给当年考大学的孙子宝卫五千元),怎么能从可计可数的生活费里节省下这样一大笔钱,至今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谜。


二00七年"五一"放假,我领妻子、女儿回到神木,车直接开到二姐家中,那里寄放着我日夜牵挂的母亲。两个月不见,母亲身体虚弱不堪,已经不能自己从床上坐起,看见我们一家人,尤其是我的女儿丫丫,她的眼神里依然闪现着慈爱。她要我赶紧把她搬回自己的家中,说:"我不能死在你二姐的家。"我讲了许多应该去医院的理由,她坚持不去。我说的这句话打动了她:"妈妈,我不是要救你的命,我只是想妈妈即使离开我们,身体也不要太痛苦。"为了成全儿女的孝心,母亲勉强答应去医院。


从车上抱下母亲,去四楼的病房,原准备上楼梯时换成背,可是怀里的母亲轻飘飘的,没有一个小孩子重,我就用抱小孩子的方式怀抱她上楼。听我喘息声重,母亲一个劲嘱咐我:"歇歇,歇歇。"妈妈,我哪里是因为抱你累,心沉的我走不动啊!


听说母亲住院,亲人们都纷纷来医院探视,母亲的病房常常人满为患,爱热闹的母亲一下子精神状态特别好,机智、幽默、话多。我再一次见证了母亲惊人的记忆力,自己六个孩子,十四个孙子外孙出生年月日时辰全都烂熟于心,无一差错。孩子是母亲一生唯一的财富,她肯定像一个守财奴,闲来无事,就一遍遍盘点。


二零零一年春节全家福,母亲七十三岁


去世的前一天晚上,我给母亲做临睡前清洁,先洗头,再洗手,后洗脚,母亲像一个孩子十分乖。我问母亲:"妈妈,你怕不怕死?"我看母亲情绪好精神好,有意和她说这个忌讳的字眼。


"不怕,活的早够本了。"母亲痛快地说,母亲一生乡亲们称赞"好钢口",直到最后时刻说话口齿清晰、干净利索。"不是为了你们兄妹几个,我早死了。尔今你们过的都好,我没有放心不下的。"


"妈妈,我老丈人常说,死是一条大路,人人都得走,迟早而已。你先去,后面我们会来找你。"我的岳父经常和母亲啦话,母亲心目中岳父是有文化的高人,他说得话一定没错。


那天晚上,母亲没有一点要走的迹象,可是,第二天早上,二妗子给她喝稀粥,要给她喂,不让,自己端着碗喝,突然碗掉了,人就昏迷过去。


回到家中,母亲一直有呼吸,二哥从老家赶来,她还对二哥说:"补朝,咱回家。"这是母亲留给儿女最后的遗言,等她的六个儿女到齐,才撒手人寰。母亲去世的样子十分安详,就像睡着一般,大姐、二姐一边哭一边给她换上寿衣,身体皮包骨头,但干干净净。


母亲七十五岁


小时候,最悲伤最刻骨的是想象母亲突然死了,哭到无声无泪,声断气绝。母亲真的走了,我却异常冷静,甚至为母亲的离去有一丝丝的庆幸:一个人的苦难终于到了尽头!无法治愈的疾病自愈了,无法言说的忧伤无需再说,无尽的孤独成了永恒。


母亲克服千难万难供我读书,我成了一个会写字的人,用文字写下母亲,也是我唯一能够回报母亲的方式,可是我总是没有勇气触碰。母亲离开十年了,我的心债该还了。断断续续的写,哭了停,停了再写,许多细节不能细想,母亲在她人生苦难的历程中有过怎样的挣扎不敢联想,最后写下"为苦难而生的母亲"这个题目,每一笔,每一划,仿佛用刀在心上刻。


二〇一七年五月六日,母亲逝世十周年祭。

本文来源于高云峰美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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